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差不多过了半个世纪，爱国学者顾炎武（1614—1682）写成了他的音学五书。

此又非牛仙客所敢言也。    百年之间，中国人对西方由陌生到熟识，并且越来越熟识。

章太炎说小学虽精，与人情无与。所以民国初年的毛泽东仍然要追想晚清中期的曾国藩。又说：中国人本来相信自从盘古开天地，三皇五帝定乾坤，但进化论一传进来，也就立刻说起天演和物竞天择和人类是猴子变来的。    一代学术之能够自立，全在于各有自己的长短得失，以此与前人相区分，也以此与后人相区分，所以学术又总是在自我纠偏中代相传承的。某以为大戚，不忍睹世界消灭，遂吞鸦片烟膏死。

愚意所谓本源者，倡学而已矣。而综贯始末，在这段话的背后和深处，其实还有他说过的另一段话：近处看，政治的力量极大，象是能支配一切。司马迁的《史记》，著述宗旨是究天人之际、通古今之变、成一家之言。

宗教徒可以服从世间法制定者的国王，但是，教徒的上帝之神就是比人间之王更加完美。汉代政权是农民起义领袖建立的。每到时代变局，都会遭遇这样的问题。从追根溯源的角度讲，经学、儒家的复兴，是一个先秦问题，而不是一个现代问题。

魏晋最后以崇有之论，为儒家护住了地盘。汉代讲经，经学兴起，但师承和家法让经学充满内在张力。

孟子便走到了偏执一端的地步，他将规训王权的心性力量，张扬到了一个极高的地位。如果放不下，根本就无以从容筹划政治事务。国家传递多么明确的支持，也无济于事。儒家无论有多么发达的经学建构，也都还是德化之教，与世俗化的日常生活非常贴近，不需要远离世俗化的日常生活，就可以解决有限生命中追求无限的道德-政治安排。

这就是一种显见的经学内部张力。就儒家、经学家的政治哲学建构而言，其在知识上经得起检验，一定要经过三道检验程序。这是将人的善心作为决定性环节的顺畅递进性结构。原因在于，他没有建构起教士系统。

台湾的李登辉有中原七块论的说法，他是为了给台湾闹独立提供支持。后来十三经成为体系，再收缩为四书五经，成为国家考试的标准参考书。

一是个人对国家要解决人生问题，坐实在有限中追求无限的秩序基座。因为现代社会史多元社会，儒家价值信念只是多重信念中的一种，它依赖那些虔诚相信其基本价值的群体承载，一旦相信别的基本价值的群体与之相遇，就会出现价值冲突。

第一，意味着研究经学史的经学家舍弃了自己对现实政治的关怀，以微言大义来干预政治的经学焦点。这基本上是现代国学在知识传统上要针对的问题。儒学界还需要考虑的问题，其复兴儒学、复兴经学的努力，在观念行动和政治行动不能统一起来的时候，相应的复兴就不能指望。人人都谈原则，人人都有结论。两个方向同时着力，才是儒家之成为儒家的深切理由。但在经学那里，政治与道德之间的紧张，还被强行糅合在一起，因此，人们必须致力平衡这一张力。

民国以来，以西方哲学理念重读儒家经典，被当下新国学和新经学研究者痛斥为扭曲儒家、歪曲传统。但是董仲舒没有成功走出确立高级法的通路。

在现代情况下，经学失去了政治匡正效能，于是变成了经学史。只有这样的政治体建构进路与秦制结合起来，政治体的规模问题才得到解决。

其或继周者，虽百世，可知也。汉代官方不得不召集会议，出版《白虎通》，试图整合两家经义，为权力服务。

在现代，儒学不仅遭遇了更强有力信仰的挑战，也遭遇了更强有力知识逻辑建构的挑战。正是在一种官民失衡的定势中，中国人总是有一种要么崇拜权力，要么崇敬民间崛起的新贵的心理定势：比如，历代都有人狂热清算秦始皇的罪过，但却很少有人去清算民间起义领袖的过失。在经学时代，这种Power是不用去争的，一个人读经读得好，在国家的开科取仕中自然就获得学而优则仕的进身之阶。董仲舒为了救世，已经不像春秋时期的儒家对整顿人心社会秩序抱有的从容态度。

经学并不是信仰神学，也没有太强的仪轨宗教、生活宗教安排。训斥一个国王，不等于就训导了一个国王。

经学呈现的中国思想史，不是一个衰变的过程，而是一个演化史。而且应当被确认的是，重建传统儒家经权威地位，此路不通。

在中国古代历史上，经学由道统、政统与学统分别呈现。西方人引圣经，在中世纪是作为政治权威根据的，但在现代则主要是作为文史经典来引证的。

儒家十三经中的《孝经》列进去，强调事父以孝，故忠可移于君，试图移借的就只这种相关性思维，但一种机械性的移借，在思维高度上已经显得有些等而下之了。但因为谶纬服务于王权建构的需要，走上了天下当立卯金刀的路子，批判性完全变成了对王权的臣服，这就把董仲舒的思路完全扭转了。但总的说来，都遵循的是一种顺的途径。儒家一开初就以一种边际考虑，显现了自己较为开放的精神能力。

为什么不可译？用比较的方法就可以说明这一点：在基督教世界，是不会将《圣经》译为经典的。为什么呢？先立其大者引导人们拒斥皓首穷经的工夫，让人们觉得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就行了。

儒家的格物是什么？统纳万物于内心。有论者对这样的考证不以为然，认为儒家起源于吹拉弹唱是贬低儒家，其实，这样更显出孔子的伟大。

以宗教高低来论经学支撑的儒家与三大宗教关系，不是论地位之别，而是谈状态之异。文字、辞章、义理，构成经学的三种功夫，但重点应当落在义理上。